「著名学派」
王氏儿科学派学科概述
“王氏儿科学派”由四川著名儿科医家王朴诚于20世纪20年代在成都创立，创始人王朴诚由药入医，学验俱丰，被病家亲切的呼为“王小儿”，为“成都四大名医”之一。王朴诚有子伯岳，生性敦敏，亦好岐黄，幼承庭训，尽得家传，被病家称为“小王小儿”。年，王氏父子一同被调往北京，在中国中医研究院（现中国中医科学院）从事儿科临床、科研和教学。王朴诚年病逝后，“王氏儿科”继承发展的重任由王伯岳担任，王伯岳在全面继承父亲经验的基础上，不断创新，使“王氏儿科”思想更加丰富，在理论和临床上都有了较大提高。作为中国现代中医儿科学的主要创始人，王伯岳不仅招收了中医儿科学的首届研究生，还主编了著作一《中医儿科学》，使“王氏儿科”的思想得以在全国传播、发展。王伯岳作为中医儿科学一代宗师，其弟子遍布全国各地，如兰州张士卿、浙江俞景茂、北京安效先、深圳朱锦善等，均已是全国闻名的儿科大家，他们自己也培养了许多弟子甚至再传弟子，“王氏儿科”的发展，代有传人，不断发展。
「学派名师」
王朴诚
王朴诚（-），又名王联福，年7月13日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。父亲王焜山是一位勤劳朴实的药农，以种植芍药营生。清末光绪年间，家乡连年大旱，王焜山举家逃荒到成都，继续以种药、贩药为业。因念百姓贫病无医，遂立医药济世之心。他除自己苦读医书外，又遍求名医，故进步较快，不久便悬壶乡里。王焜山治病，很少收诊费，对贫苦者还施药送物，数十年如一日，老老实实做人，认认真真看病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医者。
王朴诚自幼随父亲种药认药，并受父亲关心民疾品行的影响，自幼便有学医救人的愿望。当时，四川丰都县有位名医叫余养泉，行医之余在家设帐课徒，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医生兼塾师。王焜山慕名将王朴诚送至余师处学习。余养泉治学严谨，教书行医都很认真。他不但让弟子们背诵启蒙读物《千字文》《三字经》和儒家经典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，还教他们阅读《黄帝内经》《难经》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《珍珠囊》《本草备要》等中医药典籍。这样的私塾教育，使王朴诚增长了知识，打下了古文基础，为以后从事中医事业铺好了道路。
从私塾毕业后，王朴诚经余师介绍，到丰都家较大的中药饮片批发庄——“福源长”中药店当学徒。期间，他一方面认真学习药材加工炮制，膏丹丸散制造，参茸胶桂鉴别等药物学知识；一方面又跟随当地名医、药店掌柜陈焕卿侍诊临床，研修医学。虽然辛苦异常，但他却乐在其中。三年学徒期满，王朴诚带着厚厚的几箱心得笔记回到成都。时值光绪二十九年（），王朴诚在市中心上西顺城街创办了“王荣丰堂”药店，正式坐堂行医，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医学生涯。“王荣丰堂”是一家前店后厂，诊病与制药、售药合一的诊所加药店，所以王朴诚白天忙于看病，晚上则与工人们一起加工中药饮片，制作丸散膏丹等各类成药，其目的就是为病家提供质优价廉、安全可靠、疗效确切的药物，因此，前来看病和买药的人越来越多。
年（清宣统元年），清朝巡警道举行中医师考试。王朴诚应试，获得中医师证书。年，“民国政府”在四川省警察厅又举行中医师考试。王朴诚在中医理论和临床考试中均名列前茅，获得“甲等医士”证书。从此，王朴诚和他的“王荣丰堂”更加闻名遐迩。王朴诚本来是长于治疗外科和眼科疾病的，但贫穷多难的年代，百姓把小儿的健康看得比天还大，每天出现在他面前的几乎都是啼哭的孩子和愁眉紧锁的家长。王朴诚急病家之所急，下决心再攻儿科。那些年，他白天忙于诊病和制药，夜里则挑灯研读，特别是钱乙的《小儿药证直诀》，他几乎能熟读成诵。他精研儿科各种病证，细心诊治每一个患儿，认真总结病例经验，没过多久，“王荣丰堂”便贏得了善治小儿麻、痘、惊、疳四大证和小儿外感以及内伤脾胃等各种疾病的美名。清末某年春夏之际，成都流行一种烈性传染病——白喉。患者扁桃体红肿、咽喉疼痛，难以吞食，甚至呼吸困难。患病以小儿居多，病死者与日俱增，王朴诚见状心急如焚，他苦心研究了一种药方，取名“凤衣散”，是一种吹喉祛病之药。王朴诚冒着被传染的危险，亲自用吹喉法将“凤衣散”吹入患者咽喉，片刻之后，患者喉中可出痰涎，病痛随即缓解。用此法后，再配以养阴清肺汤内服，数日即愈，疗效之奇，享誉蓉城。为了抢救更多白喉病人，他将“凤衣散”和吹喉枪的配方、制作及使用方法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了医界同仁，还将治白喉忌表、忌妄加疏散性药品，以及宜用养阴清肺汤的治疗经验予以宣传。王朴诚无私的济世精神为当时白喉病的诊治做出了很大贡献，受到医界同仁和广大群众的广泛赞誉。
年前后，四川省警察厅曾办了“南厂”，专门收留流浪儿童和无家可归的穷人。由于环境恶劣，许多人身上长满了恶疮，且愈演愈烈。厂长慕名请王朴诚前往诊治，王朴诚毫不推辞，并对厂长说：中医说凡病既见于外，必因于内。他们显系平日饮食难饱，肠腑不洁，又要在湿地上辛苦劳作，致使内外邪毒郁而成疾。若要治愈，必须满足他们日常饮食所需，改善环境条件，减轻劳动强度，增强体内抵抗力，否则难以康复。厂长接受了建议，王朴诚对病人分别给予防风通圣散、荆防败毒散、银翘败毒散等汤药，并将药渣再煮水洗浴。溃脓者，则用自制红升丹、白降丹等药调油外敷。工人病情很快康复。此后，省警察厅为王朴诚送来“医官委任书”，负责工人们的疾病调治。王朴诚面见厅长，婉言拒绝，称为工人治病乃医者之本分，绝非为“官”，以后若有需要还可再来。其“人民医生"之心由此可见。
王朴诚不但医术高明，而且医德高尚。他认为：“文人相轻”“同行相嫉”，都是不道德的世俗观念。他谆谆告诫子徒，“为医者以德为先，医生与病人本是一家人。医生对病人，首先要将其当成自己的亲人。只有这样，才会把病人的疾苦当成自身的疾苦，才能尽心竭力地为病人解除疾苦。”王朴诚出身贫寒，在学徒时，他曾打过三年赤脚，连草鞋都没有穿过一双，所以他能深切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，能够处处为贫苦的群众着想。他认为，一个医生应当替病家分忧解愁，为群众治病既要认真负责，又要给他们创造一切方便。为此，在行医之初，他便给自己约法三条：不定诊费，给不给诊费一样看；不定时间，黎明昏暮，随到随看；不定限额，重病先看，不看完不休息。王朴诚常讲，人与人之间应当休戚与共，缓急相通。特别是在别人困难的时候，更要将心比己。他主张医生不能唯名利是务，医生的职责是一不图报，二不沽名。对于病重而又无钱买药的患者，总是免费施药诊治。新中国成立前，天花病泛流行，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，不仅专心研究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天花的有效疗法，而且让自己的夫人肖约素学会种牛痘的方法，广泛地为孩子们接种牛痘疫苗以预防天花。当时，成都尹仲锡曾设“慈惠堂”，收养被人遗弃、无家可归的病残孤儿，并教以技艺。他则义务为那些小孩治疗疾病，所需药品均免费提供。“王荣丰堂”门前常挂的两副对联是“医非营业，药选精良”“开门问疾苦，闭户阅沧桑”。王朴诚高尚的医德以及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由此可见。此外，他还编写了许多既符合中医学理论，又能突出小儿生理病理特点、浅显易懂、易于掌握的儿科辨证论治口诀，对于指导学生正确掌握对患儿的调治护理方法、都起到过很好的效果，长期在他的学生和患儿家长中流传和推广。
由于王朴诚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，使他在成都医界享有较高的声望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，他便与当时名医沈绍九、陆景庭、顾變卿起，被蓉城人民尊称为“成都四大名医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王朴诚参加了成都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并任学术委员，先后任成都市西城区人大代表、人民委员会委员、成都市人大代表。年，王朴诚被四川省行署授予“中医专家”的光荣称号。年北京成立中国中医研究院，王朴诚以76岁高龄，受邀与蒲辅周、王文鼎、杜自明、叶心清、李重人、任应秋等四川名医应聘到中国中医研究院，他则担任儿科的临床研究工作。不久，在怀仁堂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，更是感慨万分。在党和国家的中医政策和积极的措施下，他不辞辛劳的为病人服务，努力整理和总结临床经验，并培养中医新秀，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因此，他在北京的中医界声望很高，被病家誉为“小儿王”。年，王朴诚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3岁。北京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，由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主祭。
王朴诚一生忙于诊务，晚年仍诲人不倦地培养学生，将“王氏儿科”的思想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下一代，主要学术继承人是其长子王伯岳，王朴诚嘱咐他完成自己的心愿，写出一部理论与临床相结合的儿科著作。王伯岳不负父望，编著有《中医儿科学》，并将“王氏儿科”一派发展壮大，成为全国闻名的儿科大家，享誉全国。
王伯岳
王伯岳（-），生于成都，原籍四川中江县，祖辈迁居成都，三代世医，以儿科著称。年随父王朴诚由成都调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。
年6月28日病逝于北京，享年75岁。王伯岳6岁时开始学习文史，启蒙教师是王朴诚的好友中江刘洙源。他在四川高等学堂（四川大学的前身）教经学，同时在家里设一个私垫，王伯岳就在其家中与六七个孩童一起读书授业。刘洙源善于因材施教，教学方法与当时一般私塾截然不同，重在启发、诱导，不主张死读书。刘氏选讲了从先秦至唐来不下百篇传世的文章。同时，以圈点《资治通鉴》及“四史”为自学常课，这为王伯岳后来学中医，读中医古典著作，阅过文字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王伯岳读十年书以后，已经是16岁的青年了。父亲王朴诚希望儿子做个中医，王伯岳也有这个志愿。但是，父亲认为儿子不能单凭上来的声望去行医，主张一切从头开始，学医应先学药，这不光对立方遣药极有好处，就是学医不成，卖药也可以养家糊口。根据这个思想，王伯岳17岁时到了成都东城的“两益合”中药店，开始了2年的学药经历。“两益合”历史悠久，在成都颇有名气，经营的咀片、参、茸、胶、桂、膏、丹、丸、散都很讲究，富有信誉。店主刘社庭老先生，是一位精于业务的老药师。在当学徒的第1年，王伯岳只是做些药材的搬运、加工等粗活。后来，逐渐学习丸、散、膏、丹的配制，并到柜台上进行配方。在配方的时候，接触到不少名医的处方，为其遣方用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个姓刘的药物采购经常来店里，还常让王伯岳跟他到药栈采购药材，教授识别各种药材的真伪、优劣以及药物的标准、规格等，经他的指点教诲，逐渐懂得一些有关生药的知识。在学徒生涯中，王伯岳白天劳动，夜晚读书。除温习学过的文史旧课外，店里也有些中医书目，如《本草纲目》《汤头歌诀》《药性赋》等，是药配人员必须学习和掌握的。过去不少老药师虽是做药但多也知医。一方面是接触得多，一方面是好学。有的时候，医生也来店里配方配药，在闲谈中，一一问答，无意之中医学知识就积累起来。如遇自己家里的人及亲戚朋友生病，主动给开个药方，这就是在实践。所以真正引王伯岳入门，使其懂得一些浅显的中医知识的，无疑起源于药店里当学徒。
从“两益合"学徒满师后，王伯岳一心想做一个子承父业的家传医生。但是，父亲却不这样想。因为父亲觉得自己虽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，但对系统的理论知识还不够，本着“易子而教”的原则，要为他另择良师。成都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医师叫廖黄阶，廖氏是王伯岳父亲一直都很钦佩的朋友，是一位精通中医理论和富有临床经验的老中医，并长于教学。父亲决定把儿子送到他的名下学医。这是一个使王伯岳非常受益和终生难忘的好老师。廖氏每带徒先行讲课，首讲《伤寒论》。他认为仲景学说上承《素问·灵枢》，下启各代，理法方药俱备，历代尊为方书之祖。从《伤寒论》入手，进一步勤求古训，然后旁及各家，确有事半功倍之效。于是伯岳遵循这种思维与传教之法循序渐进，开始了漫长的岐黄之路。廖氏不但精伤寒亦擅长温病，对吴又可、叶天士、薛生白、陈平伯、余师愚、吴鞠通、王孟英、雷少逸各家学说研究颇深，取各家之长而发挥创新，撰成《时病纲要》一书，分为上下集共十卷。上集以运气学说为纲，分四时六淫病各一类；下集为时行传染病类，分为时行泻痢、瘟疫、痉病、鼓胀等十二类。廖氏以此书精义为蓝本，传授生徒，嘉惠后进。从开始习文学医起，无论是父亲还是带过他的所有老师都要求记日记、笔记。一方面便于老师督促检查，二是便于自己复习。这就是常说的“日知其所无，月无忘其所能”，这样就不断地积累了学习资料。坚持写日记，对恒心毅力都是一个很好的考验。勤于动笔虽辛苦些，但加深了理解，加强了记忆，收获的是一生的财富，这对王伯岳以后的学识与成名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当时读的书大多数是木刻本，没有标点符号，还有不少错落；读的时候要圈点断句，要借原本来校订改错；有些不好买的书，只能借抄，那时学习写字都是用毛笔，抄书都是用楷书。父亲从来在这方面要求是最严格，一定要一笔不苟，不是要做一个书法家才须把字写好，做个有责任感的中医也必须把字写好。医生开处方字写得清楚与否，关系到发药的正确性，也关系到病人的安全。老师和父亲在这方面的要求都特别严格，每次抄的处方都要亲自过目，有一点不合格，就要正新抄过。“驽马十驾，功在不舍”，跟随廖氏学习一段时间以后，因父亲的医疗业务太忙而改变了学习方式。王伯岳上午随父门诊，帮助抄方，下午听廖氏讲课，这就是边学习边实习。在漫长的学医过程中，给老一辈抄方是最好的学习方法，也是最好的成功路径。中医当中，有的人处方治病，疗效很好，但说不出道理；有的人长于理论，但实践经验不足，这是客观事实。王伯岳的父亲自认为他属于前者，所以特别注意在医疗实践中理论的充实和中医理论的理解。当时家庭生活并不富裕，父亲却绝不吝惜花钱买书。凡是他以前未读过的书，必先细读，并加朱罨。王伯岳不但保存了父亲众多的“手泽存焉”的15箱书籍，也养成了读书注释的习惯。
“业惠不能精、行惠不能成”，王伯岳从学药、学医、给父亲助诊，一直到后来独立应诊，中间经过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自是则不彪；第二阶段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；第三阶段是活到老学到老。学习初期，曾产生过“差不多”的思想，也就是人们说的“好读书不求甚解”。在独立应诊的初期，又是“初生之犊”，什么病都收治，都能治，正如荀子所说：“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临深溪，不知地之厚也。”就是年轻人存在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共性。经过一段时间，遇到不少困难，一些常见病，照书本上学过的处理，但疗效不像书本上说的或所想象的那样满意。还有些没有学过的，或一些不常见的疾病，那就更感棘手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真是“别具番滋味在心头”，心理上出了纠结；这样下去行吗?心实在不安，放下不干，另谋出路?却不敢冒这样的大不题。于是自惭复自卑，一时连有把握的常见病也感到没有把握了。白天诊治过的效果如何?总是悬想不已。到了晚上，经常是辗转反侧，夜不成寐。“学然后知不足”，这就是第二阶段最痛苦的经历。在独立应诊以后，仍然从廖氏学习，不定期地带着问题去向廖氏请教解惑。当时一些知名的医生，如卓雨农、唐伯渊、张澄庵、廖宾甫、陆仲鹤、曾彦适等也经常来往。有时还在一起会诊，向他们学习，向他们请教，算是中医传承中的“博采众方”之法，丰富了诊疗知识与经验。廖氏主张，除儿科专著而外，应多看历代各家学说，开阔视野，以增强识见，提高医疗水平。廖氏讲历代各家大都兼长各科，尤其都重视儿科，散在各书中有关小儿的论述应收集起来，就是内科方面的诸多治法，以及很多学术见解，在儿科同样适用，逐渐懂得了秦越人“人之所病病疾多，医之所病病道少”这句话的真实意义，从而理解到要治人之病，先要治己之病，治“道少”“方少”之病。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，更坚定了终生学习中医、研究中医的信心和决心。经过学习与临床多次起伏转折，终于在年取得了中医师资格，开业行医，独立应诊。
经父亲和老师的传教，特别是伯岳自己的不断学习与实践，医学知识与临床技能不断提升和完善，很快成为了成都乃至四川很有名气的儿科医生。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名声大振，其影响扩大到全国范围。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，王伯岳与父亲王朴诚一起奉调北京，任中医院儿科医师，对儿科临床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，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，尤其对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、麻疹合并肺炎、肝炎、痢疾、哮喘、腹泻、癫痫等有独特之处，疗效显著，被称为“小儿王”。后来医院儿科副主任、主任、研究员、中国中医研究院学部委员、儿科研究室主任、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、中华医学儿科学会委员、《中华医学杂志》编委、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常委、北京中医学会副理事长、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、农工党中央委员、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。“文革”后国家改革招生制度，王伯岳作为首批研究生导师招收硕士，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中医儿科栋梁之材。“王氏儿科”一派在王伯岳手中得到了飞速发展，其学术思想日益成熟，临床经验日渐丰富，成为中医儿科学上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。
20世纪80年代初，王伯岳已是古稀之年，为了完成父亲遗愿，他带领江有仁、张奇文、肖正安、刘粥臣等40多位全国知名儿科专家，团结合作，坚持高标准，严要求，几经来暑，三易其稿，精益求精，终于完成了一本余万字的巨著《中医儿科学》，于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。《中医儿科学》以中医理论为指导，以小儿生理、病理为基础，以排证论治为核心，突出中医儿科理、法、方药的特点。总论系统论述了儿童保育、护理、儿科诊断、辨证及其治疗要点；名论系统论述了初生儿疾病、传染病、时令病及内、外、五官各科病证共多种，具体分析了每种病证的历史源流、病因病机、排证要点、治疗原则、分证施治、单方验方以及预防护理，并摘编了大量文献参考资料。是部形式与内容统一,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，内容丰富，实用价值极高的临床参考书籍。本书是一部反映当今中医儿科学水平的代表著作。该书的出版，被认为是“中医儿科学发展史上的大事”，大大推动了中医儿科学之发展。王伯岳还有一本专著是《中医儿科临床浅解》，书中内容本是王伯岳发表在《赤脚医生杂志》上的讲座资料，因为较为实用，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，应读者要求，人民卫生出版社在年底将这些资料汇编成册，出版成书。书中共收录小儿感冒、咳嗽、哮喘、肺炎、顿咳、痄腮、麻疹、喉痧、腹泻、肝炎、暑热、流行性乙型脑炎、急性肾炎、痹证、癫痫、虫证，共16种儿科常见病、多发病，具体论述了王氏对于该病的认识、辨证要点、治法、常用方药，还附有简易方药介绍和中成药选择等内容。该书虽不足6万字，但字字精辟，充分反映了王氏儿科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。因为是写给基层中医阅读的，所以书中所论之理通俗易懂，便于掌握，所列之方大部分为王朴诚、王伯岳父子经验方、常用方，如银菊解毒汤、育阴定喘汤、清解汤等，故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，可作为中医儿科的临床指导手册，反复研读。
-E/N/D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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